站在世纪末的门槛回眸百年时尚，已渐斑驳的昔日旧景又仿佛历历在目。倘佯其间，也许会引出些许的感慨、惊奇、惆怅和不屑。
一十年代：即使这是个政权更迭与思想搏斗的动荡年代，更多的城市居民还是从平凡的日子中寻找新的娱乐与流行。租界、电灯、电话、自来水等现代生活条件让他们可以自由消磨晚上的大好时光——随意走进戏园子，捧红一个个名角；或者在游乐场内、茶楼上、麻将桌边说笑玩乐，寻求一点点不凡的刺激。
大小报纸上的各种社会事件、街头奇闻，则增加了城市人茶余饭后的游兴和谈资。一个埋头公务的正派职员也知晓了舞厅、酒吧里“玻璃瓶”（陪酒女）们的挣钱方式和新世界花园选举“花国总理”（美女）的最后结局。
士林蓝布与绣花鞋营造出市民阶层的妇界时尚；西装开始成为时髦，当然这仅限于留欧学生、洋行白领和新潮青年。
二十年代：一批批冒险家纷纷来到远东，将他们的商品贸易和生活方式在华洋聚居的租界内外流传开来。电影院、专卖店和大型百货商店亮着霓虹灯眩人耳目；抹口红、涂香水、烫头发成为名媛淑女、太太小姐的流行功课。而由舞会盛行和外国影片公映带来的又一时尚是：出现了时装模特儿。她们的发型和旗袍的式样开始成为美发厅、成衣铺里领导新潮流的时尚招牌。《良友》画报等新型彩色刊物的问世，则把这种时尚传入了更多的普通家庭，甚至稍嫌偏远的小城镇。
三十年代：中国的经济至战前达到顶峰。最大的外国银行、公司、洋行，最多的民族工商巨子开办的大店、大厂，以及最好的餐馆、影院、咖啡馆、舞场，刺激了市民对理想生活的美妙憧憬——从一瓶可口可乐、一双进口玻璃丝袜、一件貂领裘皮大衣到一台德国留声机。
城市广播电台蜂起。谁能拥有一架中波四灯收音机，便有值得人前人后夸耀的资本。坐轿车已不再是富豪大亨的专利，此时，出租车开始普及。
四十年代：《TIME》杂志、柯达胶卷、原子笔、军用表等“援助”物品和《出水芙蓉》等好莱坞影片充斥市场。尽管时局动荡，人心不稳，这种外来文化对时尚的影响仍然明显。
然而，飞涨的物价使得“纸比钱贵”，人们不得不用节衣缩食省下来的积蓄去追逐一项无奈的“时尚”——抢购黄金。
五十年代：在尽情欢呼新时代的到来之后，我们找了苏联当“大哥”。那时兴起的苏俄歌曲一直传唱至今，百听不厌。
短发、八角帽、列宁装和布拉吉，是时代新女性的最美服饰。说到化妆品，有蛤蜊油、甘油已是足够，而百雀灵等盒装的香脂就稍感奢侈了，在“不爱红妆爱武装”的岁月里，香水没有市场，但总还有国产的明星花露水能替女人去蚊止痒、散发芬芳。至于口红，那要到戏剧服饰用品商店的柜台里才偶尔可见。
那时，男人们十年一贯制的标准装束是：中山装、人民帽、手提人造革小黑包。
六十年代：“文革”形成了“红色海洋”，草绿色的军装、挎包成为“革命小将”们心仪之服，而且越旧越好。
当时，时髦一点的，已出现了“两用衫”——类似茄克的服装，但穿着的人有限；而以牢、挺著名的涤棉混纺布“的确凉”倒的确风靡了全国多年，以至爱美的女孩自制收腰尖领的衬衫，藏在外套里。
七十年代：蓝、灰色一统天下，两用衫成了当代女性的流行款式，敢于红杏出头的勇敢者也只是在酷暑中展露几天合身的连衣裙而已。倒是男人们流行起新的玩意儿：装收音机、落地喇叭箱，打家具，甚至学着裁缝衣服、编织毛线衣，塑出勤俭持家巧手男人的新形象。
年历片开始成为收藏者的流行新宠；另一种在民间悄悄流行的健身疗法甚为奇怪——喝红茶菌和注射鸡血。
八十年代：一个开放时代的开端。西装与旗袍作为一种标志重又流行起来，香水、口红与各种化妆品如雨后春笋，“蛤蟆镜”、牛仔裤与时装表演在骂声中戏剧性地走向流行。
新华书店门口排长队买书，图书馆内“抢位子”读书，“知识竞赛”有奖竞答试题满天飞。看电影、跳舞、溜冰成为最受青年人喜爱的文娱活动。歌迷们推崇的是港台歌曲、“四大天王”。
九十年代：是一个多元化、个性化、追求与众不同品位的时代。短发长发直发烫发染发、拖地长裙露脐短装、高跟鞋平底鞋松糕鞋共同流行，相得益彰。流行风滴溜溜地转，一年要刮好几回。崇拜名牌却老盼换季削价，嚷着太贵又一件件地买下。玩够了交谊舞、迪斯科、游戏机、卡拉OK，又迷上家庭影院。双休日里，最好的休闲是健身（攀岩、卡丁车、健身中心）、上网（因特网、地方热线）与泡吧（网吧、陶吧、氧吧、水吧、酒吧、红茶坊、咖啡吧）。若逢假期长，或者干脆机票一张，出国去旅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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